《紅網》
　  此次車船使用稅的調整，有涉及免稅范圍廣和稅額調整幅度大的特點，這無疑是對稅收要素的重大調整。論常理，國家稅務總局理應通過網絡、媒體等各種方式，向公眾征求意見，或者以召開聽證會的方式，為利益相關方提供一個能充分博弈的平臺，相反，僅靠一紙紅頭文件，便對事關公民切身利益的私有財產進行調整和分配，即便這種調整看起來是如何的公平和公正，但從形式上來講，必然存在缺乏稅收民主性的巨大缺憾。

　  我國自１９５１年起開征車船使用牌照稅，自１９８６年起開征車船使用稅，至今已開征幾十年。今年年初實施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稅暫行條例》規(guī)定，自７月１日起，機動車車船稅將隨交強險一同繳納，自行車、電動自行車等非機動車輛免交車船稅。

　  此次新車船使用稅開征的公共政策，總體來講，是適應當前社會發(fā)展的需要，尤其是對國內數億計自行車一族免稅的規(guī)定，更是體現了政府對這一群體的特殊關照。不過，從稅收民主的角度來講，由國務院即將頒布實施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稅暫行條例》規(guī)定，還是存在相當大的缺憾。

　  所謂稅收民主，就是指政府一切征稅活動，需要最嚴格的民主控制和暢通的利益表達機制，以使民眾的意愿能夠真正地約束征稅權，使稅收不至于違背民眾的意愿，而變成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。在西方國家，稅收民主已成為政府的自覺行動。人民代表或議員可以代表人民與政府協(xié)商，對每一項稅收，包括涉及到稅額和稅率等問題，甚至于征收或廢止某一稅種，都要進行充分博弈，各利益主體進行充分討論，任何一方都沒有單方面定價的特權。而且，納稅人和人民代表還可以根據政府服務質量的好壞，來議定具體的納稅額。

　  與西方國家先進的稅收民主相比，我國還存在比較大的差距和不足。一方面，現行征稅模式缺乏合法而必要的民主程序。以車船使用稅調整為例，車輛使用稅是涉及面廣、且與私人有關的一個稅種，尤其是此次調整幅度之大，且由保險機構代征代收。然而，這樣一個與多數公眾利益休戚相關的稅種，其征收的依據仍舊是國務院兩個舊條例合并修訂后出籠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稅暫行條例》。很明顯，因為這種暫行條例是國務院制訂的，并沒有得到人大代表的同意或人大常委會委員等充分審議，所以，納稅人也就無法通過人大代表來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建議。

　  同時，缺乏各利益相關方充分博弈的平臺，也是造成稅收民主缺憾的重要因素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使用稅暫行條例》從1986年開始頒布實施，已經“暫行”長達21年，依然沒有上升為法律。而此次車船使用稅的調整，有涉及免稅范圍廣和稅額調整幅度大的特點，這無疑是對稅收要素的重大調整。譬如，與原車船使用稅相比，新車船稅在稅額標準方面進行了適當調整，在保持原車船使用稅稅額幅度下限的同時，對上限提高了１倍左右。論常理，國家稅務總局理應通過網絡、媒體等各種方式，向公眾征求意見，或者以召開聽證會的方式，為利益相關方提供一個能充分博弈的平臺，相反，僅靠一紙紅頭文件，便對事關公民切身利益的私有財產進行調整和分配，即便這種調整看起來是如何的公平和公正，但從形式上來講，必然存在缺乏稅收民主性的巨大缺憾。

　  由此延伸開來，不僅只有車船使用稅的開征，存在稅收民主的缺憾。比如利息稅，作為大多數的低收入群體，早已對這個稅種“恨之入骨”，由于缺乏民主稅收這個平臺，因而，利息稅仍舊“昂首挺胸”，“一路凱歌”；再說，發(fā)生在5月30日財政部宣布上調印花稅至3‰的決定，導致了國內股市的狂跌，而此次印花稅的調整，開征前，即沒有任何征兆，也沒有提前打個招呼，更遑論征求股民們的意見和建議。

　  稅收民主原則，是現代社會稅收最為基本的原則。因而，在事關公眾切身利益征稅問題上，至今仍然由政府主導，而讓稅收民主嚴重缺席，顯得有些不合時宜。如果政府部門征稅充滿隨意性，那么，即便剛出臺的《物權法》也難以保護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。所以，在國內盡早建立健全稅收民主這一稅收“精髓”，已時不我待。